自从19世纪末期，北洋大学、南洋公学、京师大学堂等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在中国建成后，我们就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上前仆后继。如今，以清华北大、国科大、华东五校等为代表的国内顶尖大学，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与日俱增。
不过，国内的顶尖大学几乎清一色是公立大学，这一点与欧美国家截然不同。在美国，以“常春藤八校”、斯坦福大学等为代表的私立名校，风头盖过了加州大学、卡梅隆大学、佐治亚理工学院等公立院校；拥有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等顶级名校的英国，同样有白金汉大学、伦敦摄政大学等私立名校。
既然如此，民办研究型大学能否成为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另一股力量呢？近些年，西湖大学、福建福耀科技大学、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等新型民办大学相继成立，纷纷定位“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”，希望通过探索全新的模式创建世界一流大学，培养创新型人才。
重回历史舞台，民办研究型大学将在中国现代教育中扮演什么角色呢？
民办研究型大学
民办研究型大学重回历史舞台
教育是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服务的，培养什么样的人才、建立什么样的大学也必定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。民办大学的废与立，绝不是历史的偶然。
建国之前，国内的大学根据办学性质大体分为三类：国立大学、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，并且每种类型的大学都有标杆院校：国立大学自然无需赘述，私立大学如复旦大学、南开大学等，教会大学有燕京大学、岭南大学等，并且部分院校在当时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高等院校悉数归为国有，并且在“全国院系大调整”中进行重新规整、合并，私立大学、教会大学从此退出历史舞台。
在此后数十年时间里，国内长期没有民办高校，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，黄河科技学院获批成立，成为新中国第一所得到批准并具有颁发文凭的民办高校。四十年风云变幻，民办大学在国内已经司空见惯。
然而，早期民办大学的主要职能，是培养服务社会生产的技能型人才，虽然部分院校有培养研究生的资质，但距离培养科研型、创新型人才依然相去甚远。时至今日，“民办研究型大学”依然是个新鲜事物。
纵观全世界，顶尖研究型大学中的私立大学并不在少数，哈佛大学、耶鲁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、麻省理工学院等，这些享誉世界的顶尖名校均为私立。于是，国内的有识之士也一直不遗余力推动民办研究型大学在国内的建设。
厦门大学
难道就因为国外有顶尖私立研究型大学，我们就必须有吗？当然不是。
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。建设是因为需要。
钱学森先生在2005年提出“钱学森之问”：“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”，二十年来，这个问题一直激励着众多教育家、实干家为中国高等教育谋突破求创新。
恰逢社会发展进入全新时代，纷繁复杂的竞争形势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，培养高水平、创新型人才是我们赢下科技竞争的必经之路。即使清华宣布已经“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”，北大、华东五校的排名也在节节攀升，但这些高校与传统世界顶尖名校的差距依然十分明显。
根据教育部官网数据，截至2025年6月20日，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67所，其中：普通高等学校2919所，含本科学校1365所、高职(专科)学校1554所；成人高等学校248所。可见，当前的局面是技能型大学有余，“高水平研究型大学”不足。
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—2035年）》则明确提出，“加大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力度”。于是，国家审时度势，鼓励民间力量参与研究型大学建设，批准一批志在高远的新型民办大学成立。
西湖大学
2018年3月，定位“高起点、小而精、研究型”的西湖大学正式获批，宣告民办研究型大学再次粉墨登场。随后，福耀科技大学、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等新型民办大学相继成立，共同探索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。
这些大学“不约而同”地定位“新型研究型大学”，试图探索一条全新的道路，对标顶尖名校，创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型大学。
然而，创办研究型大学并非易事，需要解决办学模式、人才、经费等问题：巨额经费从哪里来，如何吸引顶尖人才，采用哪种管理模式……踏错一步，就可能满盘皆输。
这些大学，又将怎样突出重围，建成世界一流水平呢？
宁波东方理工大学
办学：创新且高效的模式
所谓“公办”与“民办”，差别不在于“所有者”，而在于办学模式。事实上，在今天的中国，学校不可能像企业一样实现真正的“私有”，即使是民办学校也在上级主管部门的管理和监督之下。
从管理模式上看，民办研究型大学与传统大学最大的区别在于“理事会”。理事会是西方私立大学普遍采用的管理模式，如今也被国内民办研究型大学所采用。作为第一所民办研究型大学，西湖大学没有沿用传统高校通用的“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”，而是率先采用实行“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”，以董事会为学校最高决策机构。
在哈佛大学等名校中，校董事会作为大学法人治理的核心机构，拥有对学校关键事务的绝对决策权，包括制定方针政策、监督资金预算、任命校长等。西湖大学采用这种架构，也是希望通过董事会的管理，营造更加独立、自由的学术土壤。
与之类似的，随后成立的福耀科大、东方理工则是“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”，同时成立监事会、顾问委员会、校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等部门，相互协作。
最后，值得一提的是，作为中国的大学，即使是民办高校，也离不开“校党委”的领导和监督。
福耀科技大学校内
在办学规模上，民办学校均采用“小而精”办学路线。毕竟，“规模”意味着“成本”，对于一所新大学来说，坚持小规模办学，只发展有限学科，才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正解选择。
办学进入第八年，西湖大学依然保持小规模招生。2022年和2023年分别招收本科生60人和93人，2025年首次在浙江省以外招收本科生，总招生人数155人，而博士研究生也不过招收600余人，是真正的“小而精”办学。
根据规划，西湖大学未来将保持约5000名学生的办学规模（研究生3000人，本科生2000名），而福耀科大也不过8000名、东方理工约1万名。
学生规模小，相应的办学场地、教学和科研设备、教师队伍等所需的规模也下降。西湖大学所规划的研究人员、教学人员、技术支撑人员、行政服务人员约1050人，其中各级别教授约400名。即使单按照教授数量与学生数量来看，其比例1：12也是很高的，加上其余教学人员，西湖大学的师生比大约在1:10之内。
东方理工校内
新型民办大学与传统高校相比，最大的差别在于教学模式——全面实行产学研相融合，培养创新型人才。
西湖大学第一年招生时，仅招收博士研究生，创造了中国高校先培养博士生后再培养本科生的先例。
后来成立的东方理工，早在2022年就招收首批研究生，而本科生招生在是在2025年正式获批设立大学后开始。事实上，在西湖大学、福耀科大、东方理工等院校的规划中，研究生数量均不低于本科生数量。
从录取分数线看，第一年招收本科生的福耀科大、东方理工，最低投档线都超过了中游985高校在当地的录取分数线。学生、家长对学校的信心，离不开学校独到的办学模式和资源。
民办研究型大学都在积极招揽全球顶尖学者，打造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教学、科研队伍，同时实施个性化培养方案，创建书院、导师制等模式。更重要的是，学校与科研机构、企业紧密合作，打造“产学研”融合的培养模式。
回望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斯坦福大学开创性地提出了在校内成立工业园区的壮举，为学生提供各种研究项目和实习机会，反过来又一举孵化了大量高科技企业，使斯坦福成为今天“硅谷”的核心和全球科技创新的中心。
福耀科大明确提出要“对标”斯坦福大学，要向这所世界顶尖名校学校，刚成立就与多个企业成立了四个校企联合实验室，与背后的福耀集团无缝连接；西湖大学更是成立了国内首家国家级前瞻谋划未来产业的科研机构——西湖大学未来产业研究中心，意欲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未来技术创新策源地、复合功能建设样板地、新型创新机制试验地……通过这些新尝试，民办研究型大学或许能在未来形成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全新模式。
福耀科技大学
经费：持之以恒的造血能力
与公办高校不同，民办高校没有或仅有少量来自上级主管部门的拨款和经费，但学校的持续运营需要大量的经费，这就要求高校本身具有很强的造血能力。
通常来说，民办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自筹资金、学费、社会捐赠等。创办一所技能型学校，收取高额学费，以此实现盈利和持续运转，是以往普通民办大学最常见的方式。然而，研究型大学的目的在于培养高层次人才和推动前沿科学研究发展，所需要的科研经费更是天文数字，根本不可能通过收取高额学费就解决的。
就拿福耀科大所对标的斯坦福大学，在校生规模约18000人，在2024年所获捐赠基金规模为376亿美元。当然，对于这样一所世界级名校来说，学费也是“天价”——标价成本逼近9万美元/年——是学校日常运营经费的重要来源。当然，中低收入家庭、成绩优异者实际支付远低于标价。
再来看国内高校。根据各省市、主管部门公开数据，2025年国内高校预算中，清华大学再次以395.18亿元高居榜首，浙江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哈尔滨工业大学分别以352.31亿元、294.48亿元、259.14亿元、226.09名列第二至第五名。
高校经费2025
而作为国内唯一一所“小而精”的研究型大学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2025年的经费预算同样达到136.11亿元。中科大历年招生人数不过2000人左右，2025年招收本科生2100人，全日制在校生总规模约为15500人，相对于清华北大、华东五校其他成员动辄四五万人的规模，中科大显得特别“精致”。这个办学层次、规模，与西湖大学等民办研究型大学的定位比较接近。
对于一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来说，一年100亿元的办学经费并不算多。国家在中科大布局的全国重点实验室、大科学装置，甚至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、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等，其费用都不是民办大学所能承受。
刚刚建成招生的福耀科大，首期由曹德旺创办的河仁慈善基金会投入100亿元，学校的建设花费40亿，剩下60亿的资金用于学校的初期发展。根据主要投资人曹德旺所言，为2025届学生投入8亿元用于培养学生。对于首批50为学生来说，8亿元不在少数，但如果考虑到科研平台的建设、课题研究等，8亿元可能就捉襟见肘了。
曹德旺谈福耀科大
至于比较成熟的西湖大学，每年经费约15亿元，用于学校的运营、科研、基建、教师薪资等项目。目前，西湖大学本科生的学费是6000元/年，研究生为10000元/年，一年学费收入仅4200万，根本不可能支撑学校的运作。
在创校初期，杭州市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曾给予支持，而后学校经费交由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承担。就目前而已，西湖大学目前主要资金来源是创始捐赠的基金收益（占60%）、后续社会捐赠（30%）、竞争性科研经费（10%）。根据估算，当前西湖大学的基金池规模约300亿元。
学校的经费来源比例和斯坦福依赖捐赠基金的模式有点像，但规模小得多。对于后面的福耀科大、东方理工等学校是很好的参照。
西湖大学校内
人才：既吸引人才，更培养人才
“人才是第一资源”，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大学。
诸如斯坦福大学之类的世界顶尖的私立研究型大学，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汇聚了多位世界顶尖学者，培养出大批一流人才： 目前，有超过10位诺贝尔奖得主仍在斯坦福大学执教或从事研究，迄今为止共培养出8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。顶尖人才之众，“常春藤八大名校”就更不用说了。
如何招揽世界各地的人才，是摆在民办研究型大学面前的一大难题，想要让顶尖科学家、优秀学子放弃一流的公办学校去前途未卜的民办大学，又谈何容易？
早在西湖大学成立之初，施一公就明确表态，西湖大学不会挖国内大学的墙角，而是主要面向海外招揽人才。迄今为止，西湖大学已经收到超过3万名学者投递简历，其中95%来自海外。根据西湖大学官网的数据，到 2026 年预计将拥有 300 名助理教授、副教授和正教授（包括讲座教授），以及600名研究、教学、技术支持和行政人员以及 900 名博士后研究员。
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，是创办西湖大学之前，就已经是国际知名的结构生物学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，曾经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。后来，在他的努力奔走和引荐之下，西湖大学吸纳了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军人物。
学校董事会名誉主席是著名科学大师、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，云集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戴维·巴尔的摩，陈十一、潘建伟、董晨、孙立成等两院院士加盟，世界知名学者担任各大学院院长。这些大名鼎鼎的学者，是西湖大学最核心的竞争力所在。
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
即使是刚刚获得招生资格的福耀科大、东方理工，也已经标榜“打造一流教学、科研团队”。福耀科大已经获得包括15名院士在内的多位全球顶尖科学家加盟，东方理工同样不甘示弱，聘请了多位来个全球各领域的学术带头人，其中仅两院院士就有15名。
这些教师、科研团队，虽然能暂时满足学生的教学和学校科研工作的推进，但距离一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还相去甚远。
新型研究型大学有更宽松的管理体制和更自由的学术空气，能给与这些学者更广阔的施展空间以实战才华；然而，平台的匮乏、经费的短缺，也有可能对他们的科研、教学造成限制——这是新型民办大学不得不直面的难题。
正所谓“栽下梧桐树，引得凤凰来”，创造更优越的条件，营造向上的氛围，搭建更专业的平台，或许能更容易捕获这些学者的芳心；如若不然，即使引进了也未必留得住。
福耀科大校长王树国
民办研究型大学：未完待续
从目前来看，西湖大学日渐走上正轨，其成绩有目共睹。福耀科大、东方理工等院校接力，未来也必定会有越来越多民办研究型大学登上历史舞台。
只不过，相对于斯坦福大学等世界顶尖私立学校逾百年的发展史，民办研究型大学在国内依然处于起步阶段，规模小，模式尚未成熟，持续的“造血”能力十分有限。民办研究型大学要走向未来、走向世界，这些都是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问题。
经过几代人前仆后继的努力，我们建成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，清华北大为引领的高校也已经傲然立于世界名校之林。创办民办研究型大学的意义在于，让更多有潜力、有天赋的学子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式。或许假以时日，民办研究型大学能成为我们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又一得意之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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